1930年代，男人上戰場，女人一度走出家庭，投入生產線，證明了女人的能力。戰爭結束，女人又回歸家庭。
1960年代，美國郊區，白人中產家庭。貝蒂‧弗里丹〈音似自由解放〉因為超無聊的家務〈八歲小孩就能勝任〉與家暴，新愁〈懷孕被解僱〉舊恨〈她母親為婚姻的犧牲〉，燃起了她的“無名”怒火〈家庭主婦的角色無名和家務的無給與無成就，有人形容家務就像那個巨人日復一日費力推上山又滾下山的巨石或吳剛伐桂，徒勞無功〉，於是她全心投入女性主義第二波的抗爭運動。她的《女性迷思》這本書啟發了之後的女人紛紛走入職場。所以今天女人們在勞累了一天後回家還得再拼第二場仗時，心中不免抱怨。但是當女人在職場上享受免費冷氣…，休閒時用自己賺的錢去血拼，身上披掛綑綁塗抹血拼回來的戰果，走出家的牢籠，加入城市陌生人目光的追逐戰場時〈波特萊爾應該沒料到〉，那種存在感又讓僅剩的一絲絲不滿頓時煙消雲散了。
2005年3月，台北。
我想起紫藤廬有桂花蜜茶，沒想到卻經歷了一場震撼教育。氣溫回暖後降到九度比原先的九度要冷得多，還下著雨，但家裡已經沒了食物，我還是堅定地出門去〈我“自然就是好”的廚藝讓我從廚房解脫出來，所以覓食成為我生活中最原始迫切的動力了〉。
紫藤廬週末下午兩點的會議間竟然擠得像夏天的海灘，大伙兒席地而坐，絲毫感覺不到寒意。女性主義論壇的第二場沸沸揚揚地展開，題目很硬“全球化與性／別流動──再思差異政治與多元文化”，但在這絕大多數為女性的場合裡，感性兼顧理性，專注聆聽熱切的討論後，我彷彿洗了一場冷熱水澡。因為沒搶到講義，我只能回想我所聽所感用我能理解的意思紀錄下來，難免挂一漏萬，曲解誤讀。
理想的社會裡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傳統的社會裡這個責任不由分說是女人要扛的。國家為了卸責引進外傭將責任分攤至每個家庭，算是為這個問題解決了一部分，卻未能妥善處理後續產生的龐大問題〈追根究底是根本的心態問題〉。然而這個家庭裡的分工結構其實並未改變，女人們只是找到了替身扛起她原先的家務而已。也就是說男人外出工作因為有一個女人在後頭料理家務，現在女人外出工作因為後面有另一個女人代替她。這種關係有點媳婦熬成婆的意味，所以女性雇主對待這個外傭要比男性雇主嚴苛挑剔。
外傭人數31萬中有13萬是幫傭〈這個數字待考〉，其他則多以監護工行幫傭之實。另有一部份以婚姻名義來的，這群與勞動階級居多組成家庭的外籍配偶，卻仍以管理外傭的精神來對待，以至於造成弱勢中的弱勢。我們的社會將自身以往所受到的不公和歧視轉嫁到這群人身上時，似乎理所當然的忘了公平正義的普世價值。所以此時此刻我們聽著女性團體已耕耘及於她們，卻儼然成為一個沒有群眾的群眾運動。我非常感動有人為她們發聲，更驚訝曾幾何時“我”在女性議題裡的角色竟已主客易位，所以有人也不免擔心或懷疑在這樣的論述與實踐當中會不會脫鉤，會不會造成有些人反從之中牟利，未能落實實質的好處。
外籍配偶所遭遇的困境除了語言文化的差異，自身對婚姻的適應與工作的權利，下一代的教養溝通還有別人的眼光。從國族、政治、性別、階級各方面來看，她們的弱勢是層層堆疊上去的。
困境之一：即使在婚姻裡因暴力而離婚，也必須遭到遣送回國的處置。所以她假使不願意回去，只能在這樣的暴力中隱忍，予取予求。
困境之二：她們因故被遣送回國後要在本地申訴，難上加難。她們的配偶人微言輕，得忍受家庭破碎也申訴無門。
歧視之一：某部長呼籲她們少生一點。據統計現在的小一生八個中有一個是外籍配偶所生，也就是新台灣之子〈座談者之一對這個名詞非常生氣〉。
歧視之二：稱呼她們為「越南、印尼、大陸新娘」「菲傭」，有一種菜更被叫做「大陸妹」。
這當然只是困境的一隅，除了在法律、人權、教育等方面爭取改善，似乎我們自身的心態也是該反省的。一位聽眾指出，回顧台灣的歷史，從日本統治、國府、冷戰、性別、族群、貧富、兩岸…等等，每個人或都曾有過被壓迫歧視與弱勢的經驗，所以我們在談這個題目時這樣的感受應該不陌生。除了讓他人學習我們的文化習俗，我們也應該去認識他人的風土人情〈在強勢的美國文化傾銷下我們應該更能體會他們〉。有人更指出語言的力量，據說菲律賓的外傭因為英語的關係，較受到雇主的尊重，甚至成為有力的武器，當然不小心也可能反過來變成被解雇的原因之一。很意外的在場中有一位發言者是北京來的交換學生，她感動於在這樣的場合知道有這樣的一群人在作這樣的努力，她還透露在大陸將通過一條法規關於保障無過錯“二奶”〈不只台商的〉的權益，每個人都為這個名詞忍不住笑了，蘇芊玲趕忙正名為“同居者”。這麼說，台灣還在爭議是否除罪，對岸已在爭取合法保障了。
針對歧視之一，中時電子報的「編輯部落格」，黃哲斌的說話中肯。他說：
「肚子長在外籍新娘身上，不代表生育責任就該她們揹，台灣郎不願「擴大內需」，從大陸、東南亞或哄或誘（還有極少數更糟，或騙或買），把別人家姑娘娶回台灣，難道她們高興生幾個就幾個？不去勸導外籍新娘的先生或公婆，用這樣儉省的字眼，把外籍與大陸新娘隱指為『台灣社會問題製造者』，不但犯了傳統父權的沙豬毛病，對於扁政府高舉的『兩性平權』、『族群融合』，更是種可笑的反諷。 」
家務終結者
從1960年代貝蒂‧弗里丹在美國郊區揭竿起義，近半個世紀來女人們雖然響應號召走出家庭，然而家務“母”職與女人仍然無法切割，雖然藉由僱傭或其他方式轉嫁，似乎仍是女人無法脫逃的宿命。我悲觀地以為女人解套無方。
然而西蒙‧波娃的家務理念似乎讓我看到了希望。貝蒂‧弗里丹親身從繁瑣的家務中自覺，西蒙‧波娃則自始至終拒絕家務，甚至家庭。她倆共同的目標都是要讓女人走出去，不要被孤立於家的牢籠。然貝蒂‧弗里丹顯然尾大不掉，她把家務定位在八歲小孩的工作，掌有權力的男人或女人當然都不樂於去作，而且家務在女人走出去之後並不會自動消失；西蒙‧波娃則要在家務的本質上作徹底的根本的改變，讓男人女人都能接受。就像她在女權運動中所主張的並非要男女作權力的移轉，複製男人建構的遊戲規則，而是將被父權壓迫塑造的女人解放〈她極力反對所謂的永恆女性氣質〉，在父權下得利的男人也將內化了的優越感去除，兩性平等平權。波娃的目標顯然更理想化，所以她曾經寄望於共產主義的烏托邦也就不難理解了。而後她見證了共產社會的女人仍被傳統所束縛，才意識到階級鬥爭並沒能解放女人，女人的權利還是得由女人自己來爭取。
套用波娃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而成的”，“家務也不是天生低下的，而是被塑造而成的”。家務母職一直與婦女綁在一起被隔絕於家庭中，私領域的勞動力不被認為具有公眾產值。波娃認為應改變的是家務的操作環境，女人要抗拒勞力的公／私之分，與根據男／女之別而定的分工與薪酬。
而傳統賦予的工作價值與本質也不是不能顛覆的。我試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馬克吐溫的《湯姆歷險記》開頭很有名的一段，湯姆被姑媽處罰粉刷一大片圍牆，當小孩一個個來圍觀他的窘態時，他靈光一閃，假裝在作一件非常有趣的藝術活動，完全沉醉於其中。小孩們被他的表演所吸引，紛紛要求一試，於是湯姆不但脫身還身懷出讓權利金，高高興興遊蕩去了。當然這是湯姆的狡詐技倆，工作的本質被以為改變了。然而二十世紀紐約貧民窟的頑童，卻真正地把“粉刷圍牆”這件事的本質徹底顛覆。他們到處“塗鴉”，地鐵的車廂更是流動的圍牆。他們將自我的存在、不滿、叛逆、憤怒、言論…藉由非法塗鴉行動向這個世界盡情宣洩。還有少數“墮落”主流畫壇。至於商業的廣告看板，似乎也源於對圍牆的注目。
這只是一個淺顯例子。在這科技已經進入科幻〈甚至科幻的腳步還得再加快些〉的時代應不勝枚舉。
波娃反對家務有給，她是以長遠的根本的出發點來看的，波娃的主張有其一貫以人的存在為主的哲學思考。假使家務能用金錢解決似乎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這樣不但複製了權力模式，不管是男人或女人付錢，勢必又產生了階級主奴，違背她的社會主義理想，還反映女人已習於沿用男人建構的想法。當然男人也受制於他們自己的權力結構中不得出離，但那是他們的選擇，他們其實也可以選擇放下身段；而女人則是被迫於歷史現實沒得選擇，惟有透過對壓迫者說“不”，自由的存在主體才能誕生。所以她建議改變的是孤立的工作環境，讓家務由男人女人分攤，一起公開的作。至於細節聰明的各位一定能想出對策來，聽聞瑞典的育兒托兒制度十分完善，而且男女撫育的福利權利沒有分別〈男人女人都可以請育嬰假，國家還照付薪資〉。若現階段一定要有因應之道，非得用金錢來價值家務的話，與其讓男人付錢女人作，女人付錢男人作，還不如讓男人付錢男人作，聰明的女人既然在某些事已達到這個理想境界，想必家務上也不無可能？！
“七O年代德國柏林女權主義者的著名口號：一個女人不需要男人，就像一條魚不需要自行車一樣。”
某日我在一篇介紹上海女作家陳丹燕的新書《魚和他的自行車》的書評中看到這句話，非常驚艷。而我覺得大部份的女人其實是：“一個女人需要男人，就像一條魚需要自行車一樣”。在《拒絕作第二性的女人》這本書中我看見有激進女性主義者為了貫徹自己的政治理念而選擇成為女同性戀者，不禁想起這句可愛的口號。
最後我想談波娃與沙特的世紀情侶盟約，我想他們是認真且誠實的，雖然執行上非得有超強的理性，這又違反了愛情的非理性，但這樣的矛盾似乎在他們之間也通過了考驗。
在波娃的《第二性》〈結了婚的女人〉中有許多真知灼見，我抄錄一兩句。
「把婚姻與愛情協調起來是很需要花費些力氣，若非神靈相助，則很難成功。」
「認為以某種謀利目的為基楚的結合，會有許多機會引發愛情，這是十足的虛偽。……然而愛情的結合也未必能保證夫妻幸福。」
總之而言，婚姻與愛情根本是兩回事，戀愛是美學，婚姻則進入倫理，而要堅守婚姻的法律或誓約則非得要有宗教家的情懷。我並不認為愛情中靈高於肉，但肉身的激情在順利的情況下，據說不超過兩、三年，那麼兩造在接下來的婚姻中要如何度過，可以想見。有說堅貞永久的愛情除非在強大的阻撓或困境才能發生，例如《斷背山》〈腦中一時搜尋不到別的例子〉，社會的禁忌、漫長的車程看似阻撓他們，實則讓他們更刻骨銘心。波娃與沙特洞見婚姻中的虛偽，所以讓彼此在性愛上擁有充份的自由，然而他倆在知性上的相知相惜卻是無人可以取代的。
